找口罩？不，是抢。
无论是在舟山的吴波，在杭州的邹华，还是在泰国的高霞，都以为几万个口罩的采购并不是多难的一件事，然而事态几乎在一夜之间变了，他们都被一片小小的口罩困住了。
《浙商》记者采访了三个与“抢口罩”有关的故事。这些故事都与买卖无关。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寻找最紧缺的医疗物资，尽快送往一线，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在这场看不见的战斗中，资源、能力、效率、人脉、善心，缺一不可。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一
“直到今天，我的第二批口罩还在深圳。三天前他就说发货了，但我不放心，我必须盯紧点。”从除夕那天开始找口罩起，浙江曲速科技执行总裁吴波就陷入了催发货、催运输、协调口罩过关过检等琐碎环节编织起来的忙乱之中。“我每天只睡3小时。”
吴波将捐赠物资送到医院
半个月前的吴波并不知道，自己朋友圈发出去的“溢价找口罩”这件事会遇到如此多的阻碍。
除夕前一天，结束工作任务的吴波回到了舟山老家。此时疫情已蔓延至全国，吴波托医院的朋友，但未能买到口罩，他开始隐隐意识到口罩的紧缺。次日，新年的钟声还差半个小时就要敲响，他赶在鼠年来临前发布了一条“N95口罩、防护服，溢价收购”的朋友圈信息。
当时货源的寻找并不困难。在微信群里，下城区工商联执委高晓青提供了一条10万个口罩的货源信息。得到货源后，吴波联系了他在浙大EMBA同学的王掌权，打算一同做这项捐助，并将产品标准发给了一位医生朋友，确认符合使用要求后，当天就将10多万元货款打给了厂家。
正月初二，铭扬文旅总经理高霞带着母亲、两个小孩登上了前往泰国芭堤雅的航班，准备切换至度假模式。此时的她完全没有意料到自己的假期最后都在与口罩纠缠。
这一天，一家位于余杭的青年商会组织发起了一封倡议书，同时开始了“找口罩”公益行动。邹华是这家商会的党组织书记兼执行会长，他迅速召集商会成员组织了一个行动小组。行动小组由余杭团区委书记张哲明以及身兼团区委副书记的邹华担任指挥，成员中包括天工装饰副总经理俞聪、讯蓝文化创始人应伟、王斌、尚贞涛等青年企业家。
此时的邹华等人与高霞并不相熟，连微信都没有互加过，只是同在杭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的微信群里。
1月27日，邹华等人发动强大的朋友圈在各个微信群内寻找口罩的货源信息。此时的高霞正在芭堤雅逛街，在一家家药店里发现大量口罩。“泰国这里很好买，满大街都可以买到。”高霞在群里敲下了这条信息。也就在这一天，俞聪等人与高霞加了微信，开始点对点联系。
俞聪等人从高霞那里得知，泰国很容易就能买到口罩，采购几百万只都没问题，单价是5泰铢（折合人民币为1.1元）。在确认口罩标准没问题且单价正合适的前提下，高霞准备去泰国的各大药店扫货了。
二
1月28日，在泰国各大药店扫货的高霞还是信心十足。她买了一批口罩，准备第二天就寄回国内，然后继续满大街扫货。此时，在舟山的吴波逐渐感受到找口罩的压力，但有朋友协助的他，情绪依旧高涨。
然而当高霞次日走进药店时，市场供需形势已经变了，“药店的口罩被卖空了”。高霞只能在“中国人在泰国”的微信群里求助，有群友提供了专供药店的口罩厂商的联系方式。厂商将单价涨到了8泰铢（折合人民币1.78元），高霞将情况告知俞聪等人，俞聪他们很快反馈：采购计划继续推进。
“这家厂商先要保障泰国各大药店的供货，有余货才能给到我们。”厂商通知她晚上12点能到货，高霞为了不让采购计划落空，提前6个小时驱车前往工厂排队。到了那儿才发现，提前来排队的不止高霞，她碰到了很多着急帮国内医院等机构采购口罩的同胞。
然而此次采购并不顺利。一直等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厂商的人出来对着一群采购的中国人宣布：“货被别人用高价提走了。你们也可以涨到10泰铢。”高霞听到这番话，扭头就走了。赌气跑到外面准备再扫。但她发现，所有的口罩价格都涨到了10泰铢。等到她意识到这一点再返回工厂要货时，对方告诉她，“10泰铢也买不到了”。
此时，吴波也遭遇了被供应商临时涨价的情况。
他通过朋友订到了一批韩国口罩，这批口罩的单价要10多元，15万只口罩的总价要200多万元。“当时的银行U盾被放在了杭州的办公室里，我只能用手机银行，在最高限额范围内一笔一笔地给对方转。”每笔手机银行的转账要间隔12小时，当吴波准备向对方转第二笔货款时，对方却在货物装船前涨价了。
“每个口罩的单价涨了1.5元。”让吴波郁闷的是，在这批货里有一部分是另一位准备捐赠物资的女企业家委托他采购的。“幸好对涨价这事，对方也能理解。”
像这样被涨价或付了定金后又拿不到货的情况，吴波和高霞都遇到了不止一次。1月29日，在杭州的邹华等人也遇到了相似的突发状况。
这一天，邹华等人通过各种关系联系到了一批从山东运往义乌的口罩货源。在向对方索要身份证明、产品标准等各项资料并确认稳妥之后，由邹华选派了应伟等4名商会成员负责此事，并临时开了一个动员大会。在开会期间，对方的电话打了过来，告知邹华等人原本谈好的货物被另外一批人提走了。
“那会，我们都已经准备出发去义乌接货了。不过对方说后续还会有一辆车过来，车上装有5万只口罩。”应伟告诉记者，由于对方也不确定这批货能否在今晚到达义乌，所以建议他们第二天确认到货后再前去提货。
邹华预感到下一批货也很可能被“截胡”，他当即要求应伟等人立马出发，提前到义乌的仓库等货。下午四点多，应伟等人驾驶一辆皮卡上路了。当天是正月初五，但杭州通往义乌的高速上来往车辆并不多。起初，应伟等人的心态比较平和，但下了义乌的高速口，严阵以待的防疫景象还是让四位春节还没出过远门的青年企业家有点意外。
“义乌毕竟是商贸中心，往来的人多，防疫的压力可能很大。”测体温、查身份证、查看车内状况，等应伟等人通过义乌的关卡之后，对方再次发来了新的定位——一个位于义乌与东阳之间的顺丰集散中心，离他们当时所在出口还有40分钟的车程。
他们不得不再次驶上高速前往东阳出口。东阳高速出口的检测比义乌还要严格，由武警驻守，应伟等人光体温就被测了三次。
“那个集散中心并不大，处在一条县道边上。”应伟看到，马路对面是一个工商局，才感觉到了踏实。那批货在当天夜里到达义乌，供货商告诉应伟等人，其实那批货已经被订掉了，只是对方还没来接货。听到这番话的应伟等人，开始对着供货商软磨硬泡。供货商听说他们这批口罩是用来捐赠的时候，当即决定把其中的4万只口罩给他们，只给自己留了1万只。“他说这批货他是不赚钱的。”
在物流中心“抢”到4万只口罩
三
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似乎国内外的口罩渠道都被打上了“缺货”二字。
吴波在朋友圈里发布口罩信息后，越来越多的医院朋友、企业家找到他希望能找到更多的医疗物资。“我都答应了。大概浙商都是这样的吧，一口唾沫一个钉，答应了就要做。”然而，“找口罩”这件事让吴波变得越来越焦躁。他一直睡不好，每天凌晨两三点才睡，过两三个小时后就醒了。他无奈地说：“梦里都是口罩，生怕口罩不够或者没了。”
吴波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8家医院以及街道等基层单位都签了捐赠意向确认书，虽然确认书写明了最终以实际数量为准，但他总觉得答应了人家数量却没做到，总像是“诈捐”。截至目前，吴波已捐赠了10万个口罩， 虽然他不止一次地开玩笑说“以后宁愿捐现金，也不捐物资了”，但他转眼又追加了5万余只口罩。
高霞的度假模式也彻底“宕机”了，她白天守口罩，晚上找物流，还要想尽各种办法把人民币兑换成泰铢。“我当时卡上只准备了20多万元的现金，后来等我想订点什么的时候，发现没钱了。”高霞几乎连续5天5夜没怎么睡觉。
邹华的睡眠状态也好不到哪里去，奔波了几天几夜的他只有在参加浙江省工商联捐赠会议的休息间隙，才得以闭眼休息。这一幕也被应伟拍了下来。他们在杭州等待高霞当初应允下来的8万只口罩，但高霞每天从泰国传回到国内的消息一天比一天不乐观。
累到睡着的邹华
货源越来越难找，能把货运到国内的渠道也越来越少。一开始，高霞分别找了韵达、顺丰两家快递公司的泰国站点，对方一开始听说是捐赠国内的医疗物资，表示可以免费帮忙配送。“后来两家都说配送不了了，因为运到国内也很可能被政府征用，运往武汉。”高霞说。
当时委托高霞采购医疗物资的不只是邹华等人，另一波委托她采购的公益机构找到了旅行社资源，将其采购的物资人肉带回了杭州。
高霞采购的口罩由泰国旅游回来的游客“人肉”带回
有了这次“人肉带货”的经验后，邹华等人也找到了开旅行社的朋友。此时已是正月初六，国内前往泰国的旅行团几乎都被暂停了，泰国飞往国内的航班也因此越来越少。“明天下午，还有最后一趟航班回国。”俞聪收到了来自旅行社朋友的好消息。
高霞连夜用单价10泰铢的成本采购了2.4万只口罩，这个数量距离原先应允的8万只还有很大缺口，但这批口罩终究还是在凌晨被运到了其在芭堤雅的住所，并搭上了下午3点从曼谷起飞的航班运往杭州。
在这趟航班抵达杭州的50分钟前，应伟等人赶到了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在机场内，他们闻到了浓浓的消毒水味。
2月5日，高霞也从芭堤雅返回国内。在回程前，她又采购了1万只口罩带回国内用于捐赠。在她最后一次采购时，一家工厂的泰国人递给她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着2瓶消毒液、3盒医用手套、2盒医用口罩、2盒医用棉花，托付她捐给中国。
她将所有的衣物都留在了芭堤雅，腾空了一家四口的行李箱装满医疗物资，登上了回国的航班。
余杭青商会向“光彩事业”捐赠10万只口罩。邹华与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陈浩在捐赠仪式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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